近现代知识人的观念与传统的士有同有异。他们大体上认同于士的社会角色，或者说继承了士的社会责任。传统的士的责任是务本，所以他们必须要有远虑。这一点，民初知识人也力图继承之。但有一个大的区别：士集道统与政统于一身，对于眼前的国是，必须有以因应。也就是说，士要直接参政。而知识人则相对要超然一些，多数是像胡适一样倾向于“讲学复议政”，把直接参政置于第二位；但也有人试图将学术与政治分开，在象牙塔中不问世事。故他们对政治可议而不参，也可视而不见、完全不议。前者是新文化运动诸人所一意提倡，后者虽被鲁迅视为是“新思想中了‘老法子’的计”，但确实是“五四”之后几年间许多知识人“自己愿意”的。[53]
实际上，民初不论社会区分上的士与知识人还是思想区分上的新派与旧派，其思考的问题是非常接近的。像章太炎和梁启超那样最后一代的士，早年处于思不出其位的时代，所谓“不在其位，不谋其政”，那时的议政就是参政。他们晚年都基本以讲学研究为主，看上去很像知识人。实际上，他们与传统士人一样，是参政不成之后才做学问。但社会既然已大变，他们到底也只能是议得多而参得少。不过，其要想参政的传统情结一直都在，且“出仕”的愿望到老并不稍减。故其并不专意于学术，一有机会，总是又议政又参政。北伐之时，久已不谈政治的章、梁二氏都突然异常活跃，不仅大发政论，更或直接或间接奔走于各势力之间，只是到后来发现其想认同的北方已无希望，才渐渐歇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