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北京文化批判是“五四”以后中国传统文化批判的一部分。在老舍本人，那种以知识者为整个民族、历史承担责任以至于“受过”的沉重意识，又有其更特殊的心理背景。〔7〕《离婚》、《四世同堂》借诸人物对北京文化的反复批判中，有关于近代中国历史悲剧及其责任的思考。当着“北京文化”被作为中国文化的象征物，在特定语境特定语义上使用时，老舍没有余暇像当代知识分子这样从容地辨析这文化本身的优长与缺憾。
不可免的，这里有理性与情感的剥离。因为无论对于老舍还是对于其他现代知识者，北京都是那样可亲的存在。批判中的沉痛正出于挚爱。于是，由议论所表达的理性态度和灌注于具体描写中的情感态度构成作品中随处可见的矛盾。寓在深切忧虑中的深切眷恋，使老舍在重庆北碚遥望故园时，写下了这样血泪淋漓的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