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山西大同云冈石窟之佛像，为北魏太安迄太和间所造（西四五五至四九九），种类繁多，雕镌精绝。
观此可以知五世纪时中国雕刻美术之成绩，及其与印度希腊艺术之关系：以之与龙门诸造像对照，当时佛教信仰之状况，亦略可概见。[1]
如北京旧钦天监之元代观象仪器及地图等，观之可以见十六世纪中国科学之一斑也。[2]
（丙）已湮之史迹，其全部意外发现者此为可遇而不可求之事，苟获其一，则裨益于史乃无量。其最显著之例，如六十年前意大利拿波里附近所发见之邦渒古城，盖罗马共和时代为火山流焰所盖者，距今垂二千年矣。自此城发现后，意人发掘热骤盛，罗马城中续得之遗迹，相继不绝，而罗马古史乃起一革命，旧史谬误，匡正什九。此种意外史料，他国罕闻。惟我国当民国八年，曾在直隶钜鹿县发见一古城，实宋大观二年（西一一零八）被黄河淹没者，距今垂九百年矣。惜乎国无政而民无学，一任遗迹散佚破坏以尽，所留以资益吾侪者甚希。苟其能全部保存，而加以科学的整理，则吾侪最少可以对于宋代生活状况得一明确印象，宁非快事？
昔司马迁作《孔子世家》，自言，“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低徊留之不能去焉。”作史者能多求根据于此等目睹之事物，史之最上乘也。其实此等史料俯拾即是。吾不必侈语远者大者，请举吾乡一小事为例，吾乡一古屋，明中叶吾祖初迁时所建，累蚝壳为墙，厚二尺馀，结构致密，乃胜砖甓，至今族之宗嫡居焉。即此亦可见十五六世纪时南部濒海乡村之建筑，与其聚族袭产之规则。此宁非一绝好史料耶？夫国中实迹存留若此类者何限。惜旧史家除朝廷典章制度及圣贤豪杰言论行事外不认为史，则此等史料，弃置不顾，宜也。今之治史者，能一改其眼光，知此类遗迹之可贵，而分类调查搜积之；然后用比较统计的方法，编成抽象的史料，则史之面目一新矣。[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