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阁体作家的文学创作，继承中唐以来特别是宋元以来的理性化和俗化的倾向。宋濂念念不忘的是“文以明道”，说：“明道之谓文，立教之谓文，可以辅俗化民之谓文”；“大抵为文者，欲其辞达而道明耳。吾道既明，何问其余哉”；“文之至者，文外无道，道外无文……道积于厥躬，文不期工而自工”[49]。认为诗之至美者是“发乎情，止乎礼义”[50]，强调情须经过“礼义”的过滤，去其“忳”者、“郁”者、“乐”者、“艳”者。经过“礼义”的过滤，这种“情”实际上就变成“性情”，也就成了“性理”与“道”了。因此，宋濂与刘基等浙东诗人的创作，大多夹杂着理语，寡于情致，质木无文。解缙及三杨等台阁体作家的文学观念更加保守，既不敢描述现实生活，也不敢抒发自己的真实感情，只知对最高统治者歌功颂德。写作散文，极力仿效欧、曾，追求所谓雍容典雅，而流于卑冗不振；创作诗歌，又一味效法邵雍，充斥理学气味。景泰至弘治初年出现的理学家诗派如庄昶等人，更以玩物为道，以诗言志，将许多理学话头掺入诗中，不伦不类，将理性化与俗化倾向发展到了极端。针对台阁体言性而不及情、倡理贬情的主张，复古派高扬陆机“诗缘情而绮靡”之说，主张“诗以言情”，情为诗本，“因情以发气，因气以成声，因声而绘词，因词而定位，此诗之源也”[51]。同时，针对台阁体重理而轻文采的弊端，他们又强调文学创作应有高尚的格调，做到情与理、意与象、诗与乐的完美统一，充分发挥诗文兴、观、群、怨的社会功能。为此，他们除了强调要积极投入社会现实生活，还主张向古代作家学习，“文必先秦两汉，诗必汉魏盛唐”[52]，以便恢复古典诗歌的审美特征，并向民歌学习，从而摆脱理性化与俗化的倾向，写出优秀的作品。这种复古，实际上也是一种创新，它不自觉地反映了当时人们力图摆脱程朱理学的束缚，开始追求主体自由的要求。它打破了明前期文坛乃至整个思想文化领域程朱理学一统天下的沉闷局面，从而为明后期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和进步思想潮流的兴起开辟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