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三个特点基本上贯穿了晚清文艺思想的始终，代表着此期文艺思想的主流。但在将近百年的历史时期中，晚清文艺思想也并非始终如一，而是处在不停的发展演变过程之中，每个特定的阶段都有着各自的特色。据此，我们可以将晚清的文艺思想再分为三个阶段，即鸦片战争后启蒙时期的文艺思想、资产阶级改良时期的文艺思想、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文艺思想。
鸦片战争后启蒙时期是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酝酿阶段，其时限大约从鸦片战争前夜一直到甲午战争（1894年）。这个时期的文艺思想家主要是地主阶级改革派，其中包括像洪仁玕那样带有某种资本主义改革倾向的农民革命家。文艺思想的斗争主要集中在文统、道统、政统三方面。代表这一阶段进步倾向的主要有龚自珍、包世臣、蒋湘南、林昌彝和太平天国文艺思想家，而站在他们反面的主要是以曾国藩为首的湘乡派。另外，刘熙载的《艺概》也是此期重要的文艺思想理论论著。
龚自珍不仅在诗文创作方面为晚清文学带来了新的生机，更重要的是他的新型的文艺思想，犹如一声春雷，震撼了死气沉沉的晚清初期文坛。他明确提出了“经世致用”的文学观，突出强调了文学的功利作用，要求文学要面向社会，为当前的政治服务。他反对桐城派所标榜的文章“义法”，反对无病呻吟和虚伪造作，认为文学创作贵在真实自然，贵在反映人们的真情实感。他的文艺思想的核心就是其“尊情”说。他所尊之情就是真情，就是批判封建衰世的愤激之情，抗击外国侵略的爱国之情以及追求个性解放的进取之情。龚自珍作为晚清文坛以文议政之风的开拓者，其文艺思想闪烁着反封建的思想光辉和个性解放的色彩，初步具有思想解放和文艺革新的意味。他的文艺思想得到了一批启蒙思想家的响应，从而在晚清初期形成了著名的“经世致用”派，对于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萌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如包世臣（1775—1855）和蒋湘南（1795—1860）都是“经世致用”派的重要文艺思想家，他们站在“经世致用”的立场上，全面批判桐城派所标榜的“文统”“道统”和“义法”，动摇了桐城派的理论基石，促进了当时文艺思想和创作风气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