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后，学生们就马上行动起来，“十人团”到北京市内及附近铁路临线进行演讲，收到很好的效果，但受到政府镇压，又有两名学生被捕去。
陈独秀听到这个消息后，马上去李大钊那。“看样子，这样进行，吃亏的肯定是我们。”陈独秀说。李大钊愤懑地说：“这些作恶的人，还不仅是曹、章、陆一班人，现在的世界仍然是强盗的世界啊！”陈独秀想了想，突然眼前一亮，说：“我们可以发起提倡国货、抵制日货的活动，这样既进行了爱国宣传，也没有针对政府。”“好主意！”李大钊不禁大笑起来，“独秀，还真有你的。”
5月22日，北京大学校园内停着两辆货车，里面装的全是日货，学生们边向围观群众发送宣言书，边进行演讲，随即把日货倾倒在地上，点着了火。人们痛快地往里掷日货，有的人甚至当场就回家拿来日货焚烧。火越烧越旺，陈独秀站在人群中，和大家一样地感受着这越烧越旺的爱国之火。
但政府的压力却越来越大了。政府对于学生的种种活动无不加以注意和干涉。各校附近无不密布军警，所谓露天演讲、发散传单和发行刊物——如《五七》、《救国》之类——等等运动自然都被严厉地取缔和禁止。学生联合会虽然每日改换会议地点，亦屡次为政府所探知而施行强迫的解散。什么请愿书虽然再三地向政府送去，哪里能够值得他们一顾呢！到了5月30日，向政府自告奋勇的代理教育总长袁希涛竟下了一道限学生于三日以内一律上课的训令。到了5月31日，徐世昌的禁止集会演讲和宣布戒严的命令更堂而皇哉贴到各校的门口。6月1日，北京下了两道命令：一道为表扬被民众所指责的章、曹、陆，一道取缔学生的一切爱国活动。这加倍激起了学生群众的愤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