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术研究领域，民族主义的时代精神也得到突出体现。不论是自然科学家还是社会科学家，大都自觉地将自己的科研活动同挽救和振兴民族的神圣事业结合起来，充满着一种强烈的紧迫意识和使命感。以史学为例。民国时期文化史学蓬勃兴起，有关中国文化史的著作不断出现。但正像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以文化史振奋民族精神，是这一时期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许多学者研究文化史的目的”[20]。如王德华的《中国文化史要略·叙例》就慷慨陈词云：“中国人之应当了解中国文化，则无疑问，否则，吾族艰难奋斗、努力创造之历史，无由明了，而吾人之民族意识，即无由发生，民族精神即无由振起。……兹者国脉益危，不言复兴则已，言复兴，则非着重文化教育，振起民族精神不可。本书之作，意即在此”。陈登原在《中国文化史·叙意》中也明确表示：其书“盖于民族复兴、文化重盛之迹，三致意焉。江海不辞细流，故成其大。泰山不让寸土，故成其高。观于吾国文化之大而且高若此，则使国民得以恢复民族之自信力者，必有在矣，必有在矣。”不仅史学如此，其他学术也是一样[21]。在民国学术界和思想界，“科学救国论”曾长期流行，以救国为宗旨的“科学化运动”也曾广泛开展。许多科学家和学者都坚信：“欲救吾族之沦胥，必以提倡科学为关键”[22]，“为恢复民族自尊心起见，我们应该格外注意利用科学而得实际的结果”[23]。正是以此为信念，他们执着地投身于科学研究事业，在各自的领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