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年，劳氏另著《简字丛录》，再次声明：“简字之用，专取浅近易晓。余编《增订》、《重订》两谱，凡深微之理，闳远之论，一语不敢阑入。惧人之畏其难，盖教科书之体然也。然简字本于等韵，等韵为小学家精诣，其义蕴颇深，且其霑被，可使亿兆同风，运量亦极广远，非竟卑无高论者。”《简字丛录》即谈此“高论”之作，其意在“补两谱所未备”者。[76]劳乃宣补著此书的意图很明确，就是向上流社会人士证明，切音字并非浅陋无足道者。有此准备，1908年，他呈文学部，充满信心地为简字争地位：“简字之法，根于等韵。等韵为小学家精诣，义蕴颇为宏深。简字各谱，义取易解，故于精微皆置不论，而欲究其本源，非上溯等韵不可。”[77]
另一份值得重视的文献是1910年直隶官话拼音教育会会长韩德铭等陈请资政院颁行官话简字的说帖。这是当时资政院收到的至少五份同一主题的说帖之一，其他几份说帖的重点都放在陈说切音字对于普及识字的重要性方面，而韩德铭等人则从攻击学部的简易识字政策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