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需要一种教育哲学》(1934)中，杜威重申：“尊重个性主要是对儿童去发现材料的理智的研究。……某些自称的进步学校和教师在其反对外部强加的方法的同时止步于承认天生能力和兴趣的自由释放的重要性。他们没有仔细地或足够长时间地考察这些能力和兴趣实际上是什么;他们过多地根据表面的和暂时的、对环境的偶然反应做出判断。他们倾向于把明显的个人特征当做成品而不是可能性，即是通过合适的指导成为某种更大意义的东西。”②
2.对进步学校脱离民主社会改造的批评
我们在前文中已经表明，在日中之行之后，杜威教育思想发生了一个“社会主义”的转向。这种转向意味着杜威从早期对儿童个性的关怀转向对现实社会的改造的热情。杜威在1933年发表的一篇名为《社会—经济形势与教育》的文章中，曾回顾了这种转变在美国教育界中所具有的普遍性：“在世纪之交，最被普遍接受的关于教育目标的陈述使用的是个人的术语：个人所有身体的、理智的和道德的能力的完全与和谐发展。后来出现了一个重要的转变。越来越多的强调被放置于社会目标和作为实现这些目标的社会势力和因素之上。”①有人认为，杜威是在1929年“大萧条”发生以后才有了这种“社会主义”的转向。实际上，正如我们已有的研究表明的那样，这个转向要更早一些。也就是说，从1922年到杜威去世，杜威的民主与教育关系的思想是连续性的而非有重大变化的阶段。我们可以比较在“大萧条”前和“大萧条”后杜威论述民主与教育关系的文章，能够发现在主题和主旨上没有变化，所不同的是杜威在“大萧条”后论述教育问题的文章比较多，这或许是因为在“大萧条”前杜威主要把注意力放在了政治哲学和社会哲学的研究方面②。尽管这一时期杜威的教育论文较少，但是它们很重要，很多“大萧条”以后的教育文章的主题和论点已经在这一时期提出，后期只是不断结合特殊环境而重新加以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