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如何，删改后的《村姑》比起未删的原作来，毕竟眉清目秀、了然得多了。我删掉的，大半是中文不需要更承受不起的代名词、助动词（auxiliary verb）、连词、定语从句等——一句话，语法上的种种“洋罪”。所谓“新文艺腔”，就是甘受洋罪的一种文体，看起来是中文，听起来却是西语，真是不中不西的畸婴。《村姑》原作二百九十六字，删后减为二百三十七字。一首相当有名的新诗，为什么删掉五十多字，只留下五分之四的篇幅后，不但无损原意，反而有助表达呢？难道所谓新诗，只是一种漫不经心的“填字游戏”吗？把纯净的中文扭曲成洋腔，把大量中国的和外国的冗词虚字嵌进节奏的关节里去，就成了新诗的语言了吗？
同属欧化的失败之作，在戴诗之中尚有《断指》《祭日》《十四行》等，不再一一列举。另一方面，戴诗语言之失，却来自中国的旧诗。新诗人虽然直接间接都受西洋诗的影响，但同时也多少师承中国诗的传统，只有艾青、田间等少数作者是例外。以戴望舒与何其芳为例，两人都向古典诗词挹取芬芳，可是戴的语言就不如何其芳那么纯。戴写过一首《秋》，何也写过一首《秋天》，两诗题材相同，一比之下，便发现何的语言甘醇有味，富于中国情韵，戴的语言就较为平白松散，嚼之无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