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促成“人的发现”？如何协调和重新定位史料与解释之间的关系？这些已经成为史家无法回避的尖锐问题。笔者在本书中尝试在“中层理论”这个层面重新思考在中国历史研究语境下面临的相似困境。“中层理论”这个概念借自于美国社会学家默顿（R.K.Merton）。概要地说，“中层理论”的建构对于中国史研究的意义至少可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尽量可使我们摆脱宏大叙事的纠缠。目前许多历史著作行文叙述总是宏阔而不细致，概论式的判断比比皆是，本质主义式的断语草草形成，里边唯独看不到日常生活状态下人的踪迹，人变成了冷冰冰的趋势与规律的符号表征。二是讨论如何改变史学界只拉车不看路的工匠型治史方式。这种方式习惯于置解释创新的思考于不顾，标榜以“求真”为天职，遏制想象，埋首钩沉之术，使史学渐趋琐碎和平庸，或者成为尼采嘲谑的泥瓦匠式的史家。
“中层理论”的纠偏作用在于指明：没有出色理论背景观照下的史料收集，只能更加忽略历史的真相和常态，即使琐碎也可能琐碎得不是地方。其结果常常是搞不清到底哪些史料应予重视，哪些史料恰恰应该舍弃。实际上，中国当代史学的求真传统中也隐含着大叙事的背景。正因如此，问题可能就显得更加严重，因为标榜追求客观真相的原则一旦被应用于基层社会史的研究时，如果研究者的视野仍然被圈囿在事件史的规则之内，那么可能收集到的史料不过只是更加强化了精英史的写作合法性而已。这样不但对社会史的研究没有推进作用，反而会让人们误以为，用另一种姿态进行的变相政治叙事和精英史研究，描述的就是下层社会生活的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