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是极重视修志书的，官方所修的书均为全国性的总志，除上文所列的几种重要总志外，此外尚有王曾修的《景德重修十道图》，晏殊修的《熙宁十八路图》，王洙等人修的《皇祐方域图志》等。为了确保修志的准确性，宋代专门设立修志机构，并有属员，“九域图志，前朝固尝修订，止就馆阁而不置局。崇宁虽就秘书省，然置局设官，以从官为详定，馆官为参详，修书官为编修官，检阅编修，其进用视秘书省官而无定员。当时宰执从官，大抵由此涂出。”[141]
到了南宋，淮河以北均被金朝占领，南宋辖地仅及北宋的三分之二，全国性的总志修纂比较困难，但有一点明显不同于北宋，这就是区域地方志修撰成为一种风气，各级地方官均重视和支持修地方志。陈垲曾言：“志苟工作，则古往今来，事事物物，皆无所考……此书不可一日无也。”[142]正是这种风气驱动，许多地方官都以修志为荣，州县方志的修撰十分普遍，“僻陋之邦，偏小之邑，亦必有记录焉。”[143]不仅如此，修志方式也一改北宋时由奉诏官修的形式，皇帝不再亲自组织人员编修地方志，主要是由地方官主持，拔举聘选当时名人学者编修。因这些志书均为一地之志，编修人员又较熟悉当地情况，相对而言比编修全国总志要容易一些，全国总志不可能将各地情况详加记录，而地方性的志书却能做到这一点，因此就其内容而言是相当丰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