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自《雪城》后，我只不过在将笔下的知青人物视为具体的“人”来塑造，这后来一直是我对自己的要求。
某作家笔下的一个或一些工人，不代表“中国工人”；
某作家笔下的一个或一些农民，不代表“中国农民”；
同样，任何文学作品中的兵、学生、商人、干部，都不可能对“全体”具有公认之代表性。
反过来看就对了，就符合文学词典的本意了，即——作家们只不过在写是工人；是农民；是兵、学生、商人和干部的——“人”。
身份不是文学作品中“人”的主要特征；
文学作品中“人”的主要特征乃是由人性怎样、人品怎样、人对自己有无做人准则来决定的。
我笔下的许多知青人物寄托了我对人性、人品、人格的理想——若言理想主义，这才是我身为作家的理想主义，与其他什么“理想主义”风马牛不相及的。
在极特殊的年代，在人性很容易被扭曲的情况下，是青年的一些人，能在多大程度上守住做人底线，并在做人的底线上尽量提升自己的精神坐标和心灵标杆的层级——这才是我后来一再写“知青小说”的原因。
我将我的作品中表现没表现此点，一直当成我写得有价值或没价值的标准之一种。
绝不是唯一标准。但在我，也绝不是可有可无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