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从巴黎带回一笔积蓄，此刻作为结婚的开支和在老家添造三楼的费用。扩充住屋不是为的自己吗？屋子早晚是他的，父亲已经七十八岁了。印刷商替吕西安用砖木结构盖了一套房间，因为原来的墙壁到处开裂，不能压得太重。他高高兴兴的把二楼装修齐整，配上讲究的家具，预备安顿美丽的夏娃。那一段时间，两个朋友过着轻松愉快、完全幸福的日子。吕西安虽然讨厌内地的寒酸俭省，连五法郎都看作一个大数目的习惯，可是精打细算的苦日子，他照样忍受，不哼一声。郁闷的情绪消散了，脸上精神焕发，表示他抱着希望。他看到自己福星高照，便一心想望美好的生活，把幸福建筑在特·巴日东先生的坟墓之上。这位先生不但有时候消化不良，而且还有个可喜的怪脾气，认为吃的中饭不消化，晚上再多吃一些就好了。
九月初，吕西安不再做印刷监工，而是堂堂特·吕庞泼莱先生了。无名的夏同在乌莫住一间只有天窗的破阁楼，相形之下，特·吕庞泼莱先生的屋子不知要华丽多少。他不算乌莫人了，住在安古兰末上城，每星期在特·巴日东太太家差不多要吃四顿饭。主教大人对他很好，让他出入官邸。他凭着诗人的身份变为最高级的人物，将来还要成为法兰西的名流呢。他在漂亮的客室，精致的卧房和书室之间踱来踱去，觉得每月从母亲和妹子辛辛苦苦挣来的工钱中预支三十法郎，用不着于心不安；他的一部历史小说已经写了两年，题目叫《查理九世的弓箭手》，还有一本诗集叫作《长生菊》。这两部作品一朝使他在文坛上出了名，不怕没有钱偿还母亲，妹子和大卫。他既然感到自己的伟大，耳朵里只听见未来的声名，便泰然自若的接受别人的牺牲。吕西安对着清寒的生活微笑，觉得最后一个阶段的贫穷倒也很有意思。夏娃和大卫把吕西安的快乐看得比他们的更重要。工匠先得赶完吕西安的事，再替二楼做家具，油漆，糊纸等等的活儿；婚期因此耽搁下来。认识吕西安的人看他受到这样的爱护，都不以为奇：他多迷人！一举一动多可爱！欲望和急躁表现得多妩媚！他不用开口，人家已经迁就他了。（被这种优势断送的青年，比因之得益的青年多得多。）年少风流自然有人趋奉，上流社会从自私出发，也愿意照顾他们喜欢的人，好比看到乞丐，因为能引起他们同情，给他们一些刺激，而乐于施舍；可是许多大孩子受惯了奉承照顾，高兴非凡，只知道享受而不去利用。他们误解应酬交际的意义和动机，以为永远能看到虚假的笑容；想不到日后头发秃了，光彩褪尽，一无所有，既没有价值也没有产业的时候，被上流社会当作年老色衰的交际花和破烂的衣服一般，挡在客厅外面，扔在墙脚底下。夏娃巴不得婚礼延期，因为她要用俭省的办法置备小家庭的必需品。吕西安看见妹子做活，说道：“我要能做针线就好了！”声调语气完全出于真心。对这样一个兄弟，两个情人怎么能不百依百顺呢？并且这种无微不至的爱护，还有严肃而细心的大卫参加。可是从吕西安在特·巴日东太太家大露锋芒以后，大卫也担心他改变，唯恐他瞧不起布尔乔亚的生活习惯，有时便故意试试兄弟，要他在淳朴的家庭乐趣和上流社会的乐趣之间选择一下。看见吕西安肯为着他们牺牲浮华的享受，大卫私下想：“好，他是不怕人家引诱的！”三个朋友和夏同太太按照内地方式一同玩了几次：在安古兰末附近，夏朗德河边的树林中散步；大卫叫学徒带着食物在约定的时间送到一个地方，他们在草地上野餐，傍晚略微有些疲劳的回去，总共花不了三法郎。逢到重大的日子，他们在乡下饭店吃一顿，铺子介于内地酒馆和巴黎近郊的小酒店之间，花到五个法郎，由大卫和夏同一家分摊。下乡玩儿的时候，吕西安忘了特·巴日东太太府上的享用和上流社会的筵席，大卫看着心里感激不尽。那时大家都想款待安古兰末的大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