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变论》第四　此篇言“二无一”，“羊合牛非马，牛合羊非鸡”。“青以白非黄，白以青非碧”，（“以”同“与”）盖言统类之名，均非实有。
《坚白论》第五　此篇谓“视得白无坚，拊得坚非白”，盖辨观念与感觉不同。
《名实论》第六　此篇述正名之旨，乃名学之用也。其言曰：“天地与其所产，物也；物以物其所物而不过焉，实也；实以实其所实而不旷焉，位也；位其所位焉，正也。以其所正，正其所不正”云云，其说甚精。浅言之，则法家“综核名实”之治，儒家“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之说；深言之，则“天地位，万物育”之理，亦寓乎其中已。故知诋名家为诡辩之学者，实诬词也。
八、管子
《管子》一书，最为难解，而亦最错杂。此书《汉志》列道家，《隋志》列法家。今通观全书，自以道、法家言为最多；然亦多兵家、纵横家之言，又杂儒家及阴阳家之语；此外又有农家言。（《轻重》诸篇论生计学理，大率重农抑商，盖亦农家者流也）全书凡八十六篇，与《汉志》合，而亡其十。《四库提要》云：“李善注陆机《猛虎行》曰：《江邃释》引《管子》云：‘夫士怀耿介之心，不荫恶木之枝。恶木尚能耻之，况与恶人同处。’今检《管子》，近亡数篇，恐是亡篇之内，而邃见之，则唐初已非完本矣。”又曰：“今考其文，大抵后人附会，多于仲之本书；其他姑无论。即仲卒于桓公之前，而篇中处处称桓公，其不出仲手，已无疑义矣。书中称《经言》者九篇，称《外言》者八篇，称《内言》者九篇，称《短语》者十九篇，称《区言》者五篇，称《杂篇》者十一篇，称《管子解》者五篇，称《管子轻重》者十九篇。意其中孰为手撰，孰为记其绪言，如语录之类；孰为述其逸事，如家传之类；孰为推其义旨，如笺疏之类，当时必有分别。观其五篇明题《管子解》者，可以类推。必由后人混而一之，致滋疑窦耳。”予按某子之标题，本只取表明其为某派学术，非谓书即其人所著。（见前）《管子》之非出仲手，可以勿论。古书存者，大抵出于丛残缀辑之余，原有分别，为后人所混，亦理所可有。然古代学术，多由口耳相传。一家之学，本未必有首尾完具之书。而此书错杂特甚，与其隶之道、法，毋宁称为杂家；则谓其必本有条理，亦尚未必然也。今此书《戒篇》有流连荒亡之语，与孟子述晏子之言同。又其书述制度多与《周官》合；制度非可虚造；即或著书者意存改革，不尽与故事相符，亦必有所原本。此书所述制度，固不能断为《管子》之旧，亦不能决其非原本《管子》。然则此书盖齐地学者之言，后人汇辑成书者耳。《法法篇》有“臣度之先王”云云，盖治此学者奏议，而后人直录之。（《尹注》以“臣”为管子自称，恐非）亦可见其杂也。此书多古字古言；又其述制度处颇多，不能以空言解释，故极难治。旧传《房玄龄注》，晁公武以为尹知章所记。《四库提要》云；“《唐书·艺文志》，玄龄注《管子》不著录，而所载有尹知章注《管子》三十卷。则知章本未记名，殆后人以知章入微、玄龄名重，改题之以炫俗耳。”其注极浅陋，（甚至并本书亦不相参校，以致误其句读，即随误文为释）前人已多议之。明刘绩有《补注》。今通行赵用贤校本，亦已择要列入。清人校释，除王念孙《读书杂志》、俞樾《诸子评议》外，又有洪颐煊《管子义证》、戴望《管子校正》、章炳麟《管子余义》三书，然不可通者尚多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