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大家四外奔散着要饭。倒是在要饭上,谁去哪村谁去哪村,划分得合理不合理,引起了矛盾。只好由老孙和孬舅在村西土庙里重新设了案桌,断了断,重新划分划分,大家才四处奔散着要饭。
老孙是要饭出身,有经验,他等别人走完,才端着碗去要。他要饭哪村也不去,一要就到镇上,去敲公社章书记家的门。章书记也饿得小了一圈,开门看到老孙端个碗,不由叹气:“我说让要饭的当支书,以后可以不要饭,谁知还得要饭!”
老孙敲着碗边就要唱曲儿,章书记慌忙说:
“别唱了别唱了,老孙,给你一个红薯叶锅饼。”
于是给了老孙一个红薯叶锅饼。
孬舅这人气魄大,扔下大枪要饭,一要要到了山西,在那呆了三年。后来听说一个小儿子叫石磙的在山上让狼吃了(那天一个人上山打柴)。到了一九六三年,孬舅带着剩下的一干人回来了。虽然狼吃了一个石磙,但孬妗又生下一个钢磙。
回来以后,村里发生些变化。大家又都能吃饭。虽说剩下二百多口人,但大家又开始恢复正常的繁衍生息。全村又开始到处冒烟儿。支书仍是老孙。老孙念孬舅曾让他吃过一个豆面小饼,仍让他当治安员。村务员仍是小路。大家吃饭以后,这时又开始生事。兄弟斗殴、婆媳吵架、孤老、破鞋、盗贼等一干杂事,又开始滋生。村西土庙前,又重新设起了案桌。孬舅的大枪还在,不过锈成了一个铁疙瘩。孬舅用豆油擦了擦,倒又擦出个模样。三人一商量,又开始对村子实行“封井”与“染头”制度。孬舅又开始背着大枪在街上走。申村便也恢复了正常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