佐临曾以“鸯蝴太轻”为由拒绝执导(《风再起时》原名为《风再起时》),轻,便是轻在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及批判稍欠力度. 40年代,进步文艺评论对喜剧依然抱持着相对暧昧、保守的态度,担心民众们在笑声中忘记了痛苦,疏泄了对现实的怨恨与不满. 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风再起时》当然是一个相当具有社会问题意识的代表性文本,它一点儿也不轻. 虽然缺乏对复杂纷乱的现实情境的描摹,但彼时上海物价上涨、民不聊生等大量事实在细节的铺排中也可见一斑,且小人物们的思想和行动,都有当时社会现实的脉络可寻. 石挥的戏剧式表演将五官及肢体开发到极限,李丽华也将媚俗而又矛盾的状态也演绎得细致入微,以至于在故事最后,当李丽华选择了“坐在自行车后座笑”而非“坐在宝马车上哭”时,竟是如此地合理且毋庸置疑. 这是疾苦民众们在爱情上辉煌的胜利与凯旋. 6/10. 冷战思维下台湾电影普遍设置善恶对立,影片道德设置上重农轻商,父亲不希望小月学商业布袋戏献眉,恶的一方(拜金主义者和他的妻子)被善感化,结尾拜金者悔恨地扔掉一大叠钞票并撕碎,林再田父子与小月淋浴着明丽的阳光,如小津电影一般解决了女儿出嫁的家庭危机,恢复天伦之乐. 导演花费大篇幅将农业部指导林再田科学养鸭、举办农展会的内容精心编制,多么明显的政治意图,健康写实主义在意识形态上的弊端彻底暴露. 场面构图力求生活流式的步调,反复出现小溪里鸭子戏水和破壳而出的画面,林再田不得以把小月留在钟家后独坐河畔的全景,晚霞染红天际衬托林再田有苦难言的养父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