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廖巍在说这些的时候发挥了很多想象,因为他从三岁以后就离开了西北,在奶奶和外婆两家所在的城市里来回奔波,轮流寄居。那两座城市都在长江沿岸,一座在中游,另一座在下游。它们相隔八百公里,坐火车要转线。母亲一旦察觉到家信里开始出现吞吞吐吐的迹象,就会忙着帮他转学,转到另一座城里借读。如此循环两三次,父母回城落户,终于失而复得,或者说得而复失了一个已经长大的儿子。也不能说他们对我不好——廖巍低头微笑——我是说舅舅和姑妈他们。只不过,房子那么小,他们受不了我总在他们眼前晃。一年可以,最多一年半,到两年就会吵架给我看。等我出远门超过一年了,他们也会想我——嗯,我想他们会。
二十年前的彭笑,喜欢听这个故事,因为故事的结局就站在她眼前,或者正把她搂在怀里。她知道这故事的曲线一定是渐渐上扬的,前半部分越是迂回黯淡,后面便越是会带来豁然开朗的快感。孤独而敏感的少年,在翻着灰黄色泡沫(就像是有人倒了太多的洗衣粉)的江边背下整首《离骚》(两千四百七十六个字没有一个错的,你信吗?他热切地问),相信自己一定可以考上下游的那所大学。他当然考上了大学,否则故事就会是另一种讲法。圆满的结局是有效的溶剂,能化开这画面里所有结晶状的俗气和感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