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廖巍在说这些的时候发挥了很多想象，因为他从三岁以后就离开了西北，在奶奶和外婆两家所在的城市里来回奔波，轮流寄居。那两座城市都在长江沿岸，一座在中游，另一座在下游。它们相隔八百公里，坐火车要转线。母亲一旦察觉到家信里开始出现吞吞吐吐的迹象，就会忙着帮他转学，转到另一座城里借读。如此循环两三次，父母回城落户，终于失而复得，或者说得而复失了一个已经长大的儿子。也不能说他们对我不好——廖巍低头微笑——我是说舅舅和姑妈他们。只不过，房子那么小，他们受不了我总在他们眼前晃。一年可以，最多一年半，到两年就会吵架给我看。等我出远门超过一年了，他们也会想我——嗯，我想他们会。
二十年前的彭笑，喜欢听这个故事，因为故事的结局就站在她眼前，或者正把她搂在怀里。她知道这故事的曲线一定是渐渐上扬的，前半部分越是迂回黯淡，后面便越是会带来豁然开朗的快感。孤独而敏感的少年，在翻着灰黄色泡沫（就像是有人倒了太多的洗衣粉）的江边背下整首《离骚》（两千四百七十六个字没有一个错的，你信吗？他热切地问），相信自己一定可以考上下游的那所大学。他当然考上了大学，否则故事就会是另一种讲法。圆满的结局是有效的溶剂，能化开这画面里所有结晶状的俗气和感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