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那么夸张，我一个人能翻起多大水花？只是做了些常规性的调查罢了。”周时好轻描淡写说道，“当年除了坐飞机，坐火车和长途客运车还不需要实名制购票，再加上大街上以及各种公共场所，没有现在这么多的监控探头，想找到一个活动着的目标人物并没有那么容易，更何况我们现在知道了，文惠姐那时可能已经遇害了。”
“真的一丁点线索也没找到？”方龄语气中带些质疑，“手机通话记录也没有异常吗？”
“文惠姐用手机的时候不多，她怕浪费钱，通话对象也基本上是熟人，没什么异常。不过，中心医院有一名叫张梅的保洁员声称，曾在4月8日傍晚，在医院大门口，看到文惠姐上了一辆黑色轿车走了，可是随后她又改口说她记错了，说是看到文惠姐被黑色轿车拉走的那一天，是4月7日。”周时好强调说，“骆辛出事之后，一直住在市中心医院，保洁员提供的线索也是我查到唯一算是有点价值的线索，不过最终我也未能找到与那辆黑色轿车相关的线索。”
方龄思索了一会儿，将信封推回给周时好，接着合上记事本说：“这个还是你保存吧，今天先到这里，我回去整理整理思路，有问题再找你。”
周时好无声点头，将视线投射在身前的信封上，不再搭理方龄。
方龄识趣地顾自起身离开，步出门口的刹那，转身冲门里瞄了一眼，便见周时好被一圈黄色光晕罩住，面色阴晴不定，整张脸显得格外落寞和阴郁。方龄突然间觉得这个男人对她来说真是越来越陌生了，想必自己先前太过自我感觉良好，幼稚地认为他性格上的剧烈转变，可能与两次被抛弃的刻骨铭心的情感伤害有关，但其实他的经历和内心的城府，已远远超乎自己的想象。当然，这也更加坚定了先前她把“郑文惠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