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那么夸张,我一个人能翻起多大水花?只是做了些常规性的调查罢了。”周时好轻描淡写说道,“当年除了坐飞机,坐火车和长途客运车还不需要实名制购票,再加上大街上以及各种公共场所,没有现在这么多的监控探头,想找到一个活动着的目标人物并没有那么容易,更何况我们现在知道了,文惠姐那时可能已经遇害了。”
“真的一丁点线索也没找到?”方龄语气中带些质疑,“手机通话记录也没有异常吗?”
“文惠姐用手机的时候不多,她怕浪费钱,通话对象也基本上是熟人,没什么异常。不过,中心医院有一名叫张梅的保洁员声称,曾在4月8日傍晚,在医院大门口,看到文惠姐上了一辆黑色轿车走了,可是随后她又改口说她记错了,说是看到文惠姐被黑色轿车拉走的那一天,是4月7日。”周时好强调说,“骆辛出事之后,一直住在市中心医院,保洁员提供的线索也是我查到唯一算是有点价值的线索,不过最终我也未能找到与那辆黑色轿车相关的线索。”
方龄思索了一会儿,将信封推回给周时好,接着合上记事本说:“这个还是你保存吧,今天先到这里,我回去整理整理思路,有问题再找你。”
周时好无声点头,将视线投射在身前的信封上,不再搭理方龄。
方龄识趣地顾自起身离开,步出门口的刹那,转身冲门里瞄了一眼,便见周时好被一圈黄色光晕罩住,面色阴晴不定,整张脸显得格外落寞和阴郁。方龄突然间觉得这个男人对她来说真是越来越陌生了,想必自己先前太过自我感觉良好,幼稚地认为他性格上的剧烈转变,可能与两次被抛弃的刻骨铭心的情感伤害有关,但其实他的经历和内心的城府,已远远超乎自己的想象。当然,这也更加坚定了先前她把“郑文惠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