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与晋商和陕商大多是目不识丁的大老粗相比,徽商即使是学徒和小弟,也普遍在家乡接受过基础教育,而与发家后仍然穿着破皮袄、嚼大饼的晋商和陕商相比,徽商却敢于修园林、建书院、养戏班,并且对官员贿赂出手大方。
对于从科举出身的官员士大夫来说,有钱并且文化素养颇高的徽商,是既舍得给钱,又能共谈诗文的金主和儒商,例如晚明时期累代贩盐的扬州徽商吴彦先(1555—1624年),其文史知识甚至连一些当时的大儒都自愧不如,由于他博学多才,因此在官府和商界都享有崇高威信。
由于徽州善于抱团经营,因此到了明朝万历年间,徽州歙县的县志《歙志》就记载说:“今之所谓大贾,莫有甚于吾邑(歙县),虽秦晋(陕商晋商)间有来贾于淮扬者,亦苦朋比而无多”。
与零星经营的陕商、晋商相比,在当时的两淮地区和扬州,“苦朋比无多”的陕商、晋商,此时已经在商业竞争中完全败给了既有文化,又抱团取暖,还舍得给钱的徽商,可以说,无论是玩文、玩钱还是玩人多,徽商在两淮盐业经营中都逐渐进入了垄断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