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与晋商和陕商大多是目不识丁的大老粗相比，徽商即使是学徒和小弟，也普遍在家乡接受过基础教育，而与发家后仍然穿着破皮袄、嚼大饼的晋商和陕商相比，徽商却敢于修园林、建书院、养戏班，并且对官员贿赂出手大方。
对于从科举出身的官员士大夫来说，有钱并且文化素养颇高的徽商，是既舍得给钱，又能共谈诗文的金主和儒商，例如晚明时期累代贩盐的扬州徽商吴彦先（1555—1624年），其文史知识甚至连一些当时的大儒都自愧不如，由于他博学多才，因此在官府和商界都享有崇高威信。
由于徽州善于抱团经营，因此到了明朝万历年间，徽州歙县的县志《歙志》就记载说：“今之所谓大贾，莫有甚于吾邑（歙县），虽秦晋（陕商晋商）间有来贾于淮扬者，亦苦朋比而无多”。
与零星经营的陕商、晋商相比，在当时的两淮地区和扬州，“苦朋比无多”的陕商、晋商，此时已经在商业竞争中完全败给了既有文化，又抱团取暖，还舍得给钱的徽商，可以说，无论是玩文、玩钱还是玩人多，徽商在两淮盐业经营中都逐渐进入了垄断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