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一直至崇祯朝，三眼铳在东北战场上的运用越来越大，《崇祯长编》说，当时的大同巡抚张宗衡，仅在崇祯二年（1629年），就先后督造完成六千支三眼铳。1630年，辽东各镇已经普遍装备三眼铳，而明万历末年编修的《开原图说》记载的相关材料说：“古人制造各样火器俱足御虏，然营中所便奇巧莫过鸟机，不过以之歼渠魁之用而已。其催锋陷阵凶狠无过灭虏炮，简便无过三眼枪。”玄妙就在这里，作者显然是北方人，他也承认，“奇巧莫过鸟机”，也就是说鸟铳是公认的最先进火器。可是为什么北方军队不喜欢用鸟铳，而对三眼铳情有独钟呢？关键就是这句话：“简便无过三眼枪。”随后他又解释说，在实际作战中，士兵根本不会认真看准星打，顶多就看打得快不快、齐不齐，后面装替的人是不是手脚麻利，做到“装不误打，打不误装，更番熟习如雨不绝”，即“斯为得法”了。如果这本书说的是实话，那么北方人后来采用清一色三眼铳而非鸟铳，唯一的原因就是一个：士兵训练不够，所以精度更高的鸟铳发挥不出作用。既然如此，反正一样打不准，还不如用操作简便的三眼铳。
1606年，曾经到山东济宁做游击将军的苏州人何汝宾，写了一部《兵录》，进一步诠释了为什么北方人不愿意用鸟铳而愿意用三眼铳，他的理由是：北方天冷风又猛，而鸟铳火门一开，药信很容易就被大风吹去。一旦敌人骑兵如风而至，鸟铳又不能当作钝器来打。可是三眼铳就不一样了，“一炮三放，其声不绝，未有不中者”。就算打不中，敌人逼近了就用三眼铳当闷棍来使，所以他认为：“故在北方鸟铳不如三眼铳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