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对“良史”的再认识。自两晋以下，关于编年、纪传两种体裁孰优孰劣的问题，史学家们争论得很激烈。而争论中所提出的问题，有的已超出了史书体裁的范围，涉及怎样评价“良史”以及史学家如何认识自己、规范自己的问题。大致跟李翱同时的一位文学家皇甫湜（约777—约835年）在这个争论中撰写的《编年纪传论》，就是这样的一篇宏论。皇甫湜说：
予以为合圣人之经者，以心不以迹；得良史之体者，在适不在同。编年、纪传，系于时之所宜、才之所长者耳，何常之有？夫是非与众人同辨，善恶得圣人之中，不虚美，不隐恶，则为纪、为传、为编年，是皆良史矣。[46]
这里说的“心”与“迹”、“适”与“同”，意为重在实质、不在形式，重在变化、不在雷同；作者不认为有固定不变的体裁。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评判“良史”的标准时，强调了“是非与众人同辨”，这同上面所引李翱说的“天下公是公非”几乎是同一个口气，可见此种意识的产生并不是偶然的。
皇甫湜在《编年纪传论》的末尾写道：
今之作者，苟能遵纪传之体裁，同《春秋》之是非，文敌迁、固，直踪南、董，亦无上矣。倘谬乎此，则虽服仲尼之服，手握绝麟之笔，等古人之章句，署王正之月日，谓之好古则可矣，顾其书何如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