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道教的影响
有明一代，道教几经演进，对明代的政治、思想、文学以及社会生活的各方面产生了相当广泛、深刻的影响。
道士参与朝廷政治生活　在中国封建社会，历朝帝王都十分重视祭祀活动，他们把祭天地、祭百神、祭祖当作保佑社稷长治久安的头等大事。在明代，不仅祭祀的乐章、乐词取自道教，而执事人员也由道士充任。《明史·职官志三》载：“神乐观掌乐舞，以备大祀天地、神祇及宗庙、社稷之祭，隶太常寺，与道录司无统属。”具体分工是，祭祀赞礼由太常寺道士主持，奏乐由神乐观道士承担，乐舞生使用小道童。这样，就使道教的影响渗入国家祀典之中。
明代的帝王几乎无一不信方术，无一不任用道士。从洪武到嘉靖年间，做到六部之一礼部尚书的有道士四人，而其所属专掌祭祀的太常寺的官员，道士常占一半以上，有时几乎被道士所独占。这些道士常与宦官权臣交结，对朝廷的施政方针、军国大政施加着重要的、不可忽视的影响，甚至成为党祸的根源。清代人就认为道士李孜省是明代党争的肇始者：“明季门户之习，为一代深锢之患。然当成化以前，未有显然援结，庇其乡里，连及阖省者也。自李孜省擅宠，荐引乡人彭华入阁，复假邪术言‘江西人赤心报国’，而同省大臣皆因之以进，厥后孜省既败，焦芳用事，衔孜省辈之黜己，遂减江西解额，且榜禁之使不得选朝官。誉北诋南，相寻报复，党祸之结，自此始矣。”[16]成化以后，道士与朝中权贵勾结，交通请托、变乱朝政的现象愈演愈烈。到明世宗嘉靖年间，举国奉玄，朝廷中道士的活动更加引人注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