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因为董源的水墨山水画高于着色山水画,所以,从他学画的巨然就只继承了他的水墨山水画,而没有学到他的着色山水画。巨然水墨山水画,“笔墨秀润,善为烟岚气象,山川高旷之景”[3]。米芾的《画史》也说他的画“岚气清润,布景得天真多”,唯是“矶头太多”。矶头,大概是一种小方石,形如石帆,画之以壮山势雄峻之气。五代朱景玄的《圣朝名画评》说他画的山水轴,“古峰峭拔,宛立风骨,又于林麓间多为卵石,加松柏草竹,交相掩映;旁为小径,远至幽墅,于野逸之景甚备”。他的作品保留至今的有《秋山问道》、《层崖村树》、《万壑松风图》等。他是董源水墨山水画的直接继承者,故时人并称董巨。
从吴道子、李思训、王维到荆浩、关仝、董源、巨然,唐五代的山水画总的趋势是由重彩浓墨过渡到轻素淡雅,由以写景为主走向以写意为主。宋以后,山水画更趋向于意境的渲染,隋唐五代的水墨山水画受到了极高的评价,而且愈是轻淡素雅、着墨简洁的山水画,声誉似乎愈高。唐时,李思训的画誉还在王维之上;五代时,荆浩、关仝的画誉还在董源、巨然之上,可经过宋人的品评,他们的地位就颠倒过来了。元明以来,有划南派、北派之说,将荆浩、关仝划为北派,董源、巨然划为南派,极力推崇董、巨清新秀丽而意深境远的南国风光画。这一变化的过程,是与文学艺术的总体发展变化分不开的。从文学上来讲,唐宋的古文一变骈丽的藻饰为简练质朴,大赋散文化,诗词清爽雅致,都在客观上带动了其他艺术品向精深凝练的方向发展;从雕塑、建筑艺术上讲,也逐渐由人物雕塑的丰腴、建筑上的敦厚走向了清瘦与灵巧。这些,自然与绘画艺术互为因果,互相影响,使得绘画艺术越来越欣赏轻素淡雅。进一步讲,也是与汉民族的审美心理因素分不开的。长期从事于农业的汉民族,于青山绿水,总有体味不够的心理。大自然表层的浓妆艳抹,固然能予其美的快感,但那幽山远云、枯藤老树、朝雾夕阴,更有无穷的想象和寻味,是汉民族寄托情思、升发想象的最佳境源。绘画,是情思、幽怨、想象等最理想的载体,水墨山水画的清素平远,正适合了这种审美心理,因而在宋以后受到高度重视而迅速发展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