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因为董源的水墨山水画高于着色山水画，所以，从他学画的巨然就只继承了他的水墨山水画，而没有学到他的着色山水画。巨然水墨山水画，“笔墨秀润，善为烟岚气象，山川高旷之景”[3]。米芾的《画史》也说他的画“岚气清润，布景得天真多”，唯是“矶头太多”。矶头，大概是一种小方石，形如石帆，画之以壮山势雄峻之气。五代朱景玄的《圣朝名画评》说他画的山水轴，“古峰峭拔，宛立风骨，又于林麓间多为卵石，加松柏草竹，交相掩映；旁为小径，远至幽墅，于野逸之景甚备”。他的作品保留至今的有《秋山问道》、《层崖村树》、《万壑松风图》等。他是董源水墨山水画的直接继承者，故时人并称董巨。
从吴道子、李思训、王维到荆浩、关仝、董源、巨然，唐五代的山水画总的趋势是由重彩浓墨过渡到轻素淡雅，由以写景为主走向以写意为主。宋以后，山水画更趋向于意境的渲染，隋唐五代的水墨山水画受到了极高的评价，而且愈是轻淡素雅、着墨简洁的山水画，声誉似乎愈高。唐时，李思训的画誉还在王维之上；五代时，荆浩、关仝的画誉还在董源、巨然之上，可经过宋人的品评，他们的地位就颠倒过来了。元明以来，有划南派、北派之说，将荆浩、关仝划为北派，董源、巨然划为南派，极力推崇董、巨清新秀丽而意深境远的南国风光画。这一变化的过程，是与文学艺术的总体发展变化分不开的。从文学上来讲，唐宋的古文一变骈丽的藻饰为简练质朴，大赋散文化，诗词清爽雅致，都在客观上带动了其他艺术品向精深凝练的方向发展；从雕塑、建筑艺术上讲，也逐渐由人物雕塑的丰腴、建筑上的敦厚走向了清瘦与灵巧。这些，自然与绘画艺术互为因果，互相影响，使得绘画艺术越来越欣赏轻素淡雅。进一步讲，也是与汉民族的审美心理因素分不开的。长期从事于农业的汉民族，于青山绿水，总有体味不够的心理。大自然表层的浓妆艳抹，固然能予其美的快感，但那幽山远云、枯藤老树、朝雾夕阴，更有无穷的想象和寻味，是汉民族寄托情思、升发想象的最佳境源。绘画，是情思、幽怨、想象等最理想的载体，水墨山水画的清素平远，正适合了这种审美心理，因而在宋以后受到高度重视而迅速发展起来。